叶剑英元帅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杰出的领袖。
同时，又是一位被毛主席誉为“善七律”的杰出诗人。
他常于军国政务之余，诗以言志。
半个多世纪以来，诗词之作不辍。
当然，诗人军马倥偬，吟咏之余，常作常佚，至今仍见170余首传世。
正所谓“余事作诗人”罢（句见韩愈诗《和席八十二韵》）。
叶帅的文艺主张和他的诗词作品，主要强调：革命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利益而斗争，因此要和政治相结合，才能符合中国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文艺工作者要团结，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创造新内容新形式的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平，不断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主张诗创作要“放眼高歌”自抒情，发时代前进步伐的声音，抒革命的高尚情怀，使“画幅长留天地间”。
这些思想既是叶帅伟大革命生涯的鲜明体现和形象的记录，又是属于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革命历程的组成部分。
一
1950年9月25日叶帅在广州作《华南文艺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是作为华南地区军政最高领导人出席所作的祝词，带有政治性的指导色彩。
这篇《讲话》，从分析当时国内外局势入手，讲明已经获得胜利而站起来的人民，只有发展经济文化及其他一切建设，才能最后战胜帝国主义。
因此，工作的中心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
在认清形势、提高信心的基础上，《讲话》进一步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方向，提出革命文艺要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从来就是和政治结合的。
文艺结合政治，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而斗争。
要做好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就要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就要很好地团结，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力求自己的作品符合于人民的政治要求。
”这段话是全文的总纲，它完全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精神，要求把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文艺变成为工农兵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
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转变立场，学习工农兵，深入社会生活实践，改造世界观，努力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
尽管华南文艺工作者已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并各自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支持或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在新的时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最高利益服务，才能为了共同政治目标共同奋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和平是中国人民目前最高的利益，也是世界人民最长远的利益。
”革命文艺就是要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结合。
帮助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这个相结合，就是正确地坚持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重温叶帅这一文献，回顾文艺战线四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更进一步理解到这篇讲话充满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文艺创作和文艺的实际工作都是十分复杂而又富于创造性的，而且也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讲话》突出为人民最高利益服务，既体现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原则，又体现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解放以后的许多年来，在反对文艺右的倾向的同时，更多的受到“左”的困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往往要落实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因此，给一些人利用“从属”的提法对文艺工作横加干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见《邓小平文选》第220页）叶帅在《讲话》中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要和政治相结合，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的观点，和邓小平上述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叶帅的文艺主张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以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最高利益为准绳的，这也是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最高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看，叶帅的《讲话》也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准则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反复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的本质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
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政治，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必须和政治紧密联系。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是复杂的创造，文艺家应该拥有创作自由和无限创作的天地。
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至于我们一些人借“从属”的提法对文艺横加干涉，尽管有其历史条件和认识根源，但毕竟是偏离了革命的辩证法，形成“左”的干扰。
叶帅在《讲话》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革命文艺要与政治相结合，为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并据此提出衡量文艺工作和文学作品的标准，“是好，还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
同时，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大力宣传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质，使文艺和政治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叶帅的这些文艺主张，体现了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坚定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原则性。
叶帅这一《讲话》还强调文艺界的团结的重要性。
他指出：“中国自古文人相轻”，这是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为了团结起来，“我们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武器，扫除妨碍我们进步的旧东西”，我们“抛弃旧的不好的东西，是为了团结，提高智慧，发展力量”。
并期望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促进文艺更快繁荣和发展。
实践证明，此后短短的几年里，华南文艺很快出现了一个繁荣期。
以粤剧界著名演员红线女、马师曾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回归祖国，潮剧、汉剧、山歌剧、京剧和琼剧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文学创作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这与叶帅在担任华南军政领导期间正确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并及时提出实事求是的文艺主张是密切相关的。
二
如果说，上述《讲话》表述了叶帅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政治主张，那么，他一生的诗词作品则是他实践为人民最高利益奋斗的自我写照。
诚然，叶帅诗词创作的原意，未必欲以其诗词之作承继或宣扬某一诗词流派，或者意风骚以见称著于世。
笔者认为，叶帅的诗词创作平生不歇，首先是因为他早年受业问学，承继祖国优秀文化和学识修养，具有深厚的诗人气质之故。
因此，尽管后来长期戎马疆场和解放后经国政务之余，乐以诗词娱悦心志，畅抒情怀，显示其高尚的文化艺术的心态。
这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董必武和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于日理万机之余，以创作诗词为乐事。
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言文和旧诗词之作曾在文学事业上成了革除的对象。
可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里，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忙里偷闲，所作新诗甚少，却写出了大量的旧体式诗词的光辉篇章。
看来，在文艺创作上无论诗体的新旧，关键是在表现的思想内容。
在这意义上说，旧体诗词的写作，是在一个侧面上尽情地表现了叶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广胸襟和高尚情怀。
限于见闻，笔者尚未发现叶帅谈诗论艺的专文和著述。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其诗词作品及其序跋一类文字来探索其诗词乃至文艺创作的倾向。
《远望集》中《满江红·香洲烈士》序为“……剑念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不禁怆然泪下者，悲痛之余，词以悼之”；《草原纪游》序为“……有些趣事，诗以纪之”；《游学大寨杂咏》序文后面说“……感触所及，诗以纪之”。
《叶帅诗词探胜》中《戏作》序文为在军委扩大会上，陈总以鲨鱼皮包赠我，即席戏作”；《水调歌头·车中戏作》序为“由莫斯科乘火车回国，1958年10月29日时正图104失事，戏作”；《无题》诗序为“极为兴奋，特留四句，以为纪念”；在陈毅卧病及逝世之后，分别作诗，序有“诗以慰之”、“诗以悼之”等语。
综上述，叶诗之作，大抵兴之所至，或心有所念，或极为兴奋，或悲痛之情，或有感触，因而纪之、悼之、慰之、咏之，甚或戏之。
这些有所为之作，都是发自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对革命同志友人强烈的挚爱，对革命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必胜信念，绝不作无病呻吟之声。
纵观叶诗的内容，先是早年求学时期抒发胸中“无限兴亡感”而“放眼高歌”。
此后不久，到云南习学军事，在“纵横豪气酒边生”之际，不禁“把剑长歌”，立志“扬鞭驱万里”。
自从1920年跟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实际后逐渐走上成熟。
1925年东征之际，遭香洲兵变，返而为战友“英雄埋骨”，坚定了“革命党，当流血”和“革命成功阶级灭”的革命信念。
此后，诗词中抒发革命豪情壮志的咏唱，成为叶帅诗词创作的主旋律。
叶帅诗词百七十余首，抒写与同志或老战友之间怀人之作，比重最大，约四分之一强。
其他均为戎马生平的见闻而作，极少思古一类作品。
这种即景即事诗词，表现了叶帅胸怀坦荡、无私无畏而又平易近人的人品与诗品。
假若以《油岩题壁》为叶诗的开篇，则六十余年后的《八一春节》为终篇，真是七绝始，七律终，正如毛主席所称誉的那样：“剑英善七律”。
“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确乎成为叶诗生平最雄壮的主调。
这是源于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豪迈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我国历代爱国主义诗篇不乏抒写兴亡之感方面内容。
屈原伤离家国，终作《离骚》；岳飞尽管为敌破中原而“怒发冲冠，凭栏处”，终因忠君而归付功名与尘与土；辛弃疾青年英豪，“金戈铁马，气吞万至如虎”，终因南宋求和积弱，大半生未能上前线杀敌赍志而没。
叶帅与历史上许多未伸大志的爱国悲愤诗篇不同，他戎马生平，在党和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都曾挺身拔剑力挽狂澜于既倒。
叶诗中从来都是豪气贯诗篇，不作悲天悯人之叹。
从早年“拔剑角群雄”，到“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自有人”，“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范硕在《中国诗坛上的瑰宝》一文，将叶诗内容分十类，如抒发救国壮志，追忆革命风云，缅怀先烈，赠老战友，赞祖国河山，讴歌社会主义，祝愿科技文艺工作者，关心人民军队，颂扬国际友情，杂感等。
当然，还可细分，如描写日常生活情趣或讽刺等。
前者如《青岛啤酒》的“喝杯啤酒去”，后者如讽刺开会作冗长报告的《调笑令·会场素描》。
鲁迅先生在《革命文学》一文中用过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根本问题是作者可是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从叶帅伟大的胸怀里抒发出来诗句，无不与他伟大的革命情操和崇高的品格紧密相联。
三
学界关于叶帅诗词的研究，认真地说，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真正开始。
但评价叶诗方面，应数毛主席1965年7月21日写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剑英善七律”这一论断影响最著。
但这封信公开发表前鲜为人知。
八十年代是研究叶帅诗词的盛年。
研究或评介性文章常见于各种报刊，笔者已见达二十多篇。
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说，范硕著《叶帅诗词探胜》一书，对叶诗的大部分篇章分别加以评论分析，影响颇大。
然而就风格特色方面似未见详论。
笔者以为，叶帅诗词不仅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领域里独具风格，就是放到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亦应有其重要地位。
就其诗词内容说，除抒写诗人伟大胸襟情怀这方面以外，可以认为诗词境界阔广，诗意深遂，语言流畅沉实，这些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七言格律诗作上面。
叶诗风格特色即是诗人自我形象在其诗词文学审美上的完美体现。
在论及叶诗风格之前，有必要重温一下《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陈毅1964年率代表团访问中东六国，作有《六国之行》八首五律，书请毛主席修改。
毛主席为其改第一首后，给陈毅回信论及律诗的写作，并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特色与陈、叶、董诸家作了简评式的断语。
为叙述方便，这里录出信的第一段：“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
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如果仅以毛主席谈诗是从格律上说起，就简单地将叶帅的诗词断论为七律写得最合乎格律，这不符毛主席的原意。
这里所说的“善”是写得好，各具风格的意思，就是说，叶帅七律写得好，理解叶帅诗词的风格特色，还得从“善七律”这三字开始，如果“善”字指“善于”“擅长于”甚至“写得多”，是数量方面的话，似与叶帅所作诗词统计不符。
在毛主席的信中，七律和七言律同义，即指一般七言八句四韵，讲究平仄粘对和对偶等格律要求的七律诗。
如果这个理解不谬，翻检叶诗，则数量并不多。
以范著《探胜》为例，收入叶帅诗词并164首，其中七律仅9首。
由此可见，毛主席说的“剑英善七律”的善并非在数量方面。
如果以毛主席写信的日期为限，于此之前所写又为毛主席所熟悉的七律诗，严格说，仅得4首：《怀董老》、《重游河内》、《寿胡志明主席》和《敬赠胡志明主席湘妃扇》。
第一首是诗人已从重庆返延安的次年，诗成，董老后来又步原韵奉和，当时在延安曾多为传阅。
后面三首，叶帅率代表团相继访问越南而作。
此几首诗亦在中央不少领导人中传阅过。
尤其末首作为访越礼物送胡主席的诗，事后登于《人民日报》。
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毛主席是理所当然熟悉的。
虽然早年在云南写的《夜宴》和《夜雨衔怀》甚有特色，但尚无法了解毛主席于此信前曾否读此二律，故置不断论。
综上说，所谓善七律，当先指上述四首七律。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词家，因此在读叶帅诗词时的艺术判断是十分精确的。
此信后不久即同年九月，叶帅最著名的两首诗即《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和《远望》就创作于大连棒锤岛。
“四人帮”被粉碎后又作七律两首，即《八十书怀》和《八一春节》，这都是流传千秋万代的名诗。
综观九首七律和早年的《夜宴》、《夜雨衔怀》同样格律严谨，对仗和平仄粘对均精当。
值得注意的是，董老对《怀董老》的步原韵和诗《口占和叶参谋长韵》比叶帅原诗显得格律更严格工整。
笔者的推测，此后对叶诗的创作的格律是有促进作用的。
由此看出叶帅七律的创作一生唯严谨，这是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
其实，理解“善七律”的原意，未必就是严格在上述九首七律诗中寻求解释。
在叶诗中，为人传诵的不仅有许多来自七律中的佳句，如“飘然时危不老翁，卅年坚持旌旗红”（怀董老》）、“肯借头颅舒友难，敢披肝胆效时贤”（敬赠胡志明同志湘妃扇》）、“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远望》）、“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八十书怀》），而且更多的叶诗名句来自绝句或词作之中。
除上引《油岩题壁》《满江红·香洲烈士》等，还有周恩来同志生前喜欢诵读的《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下联“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刘伯承同志五十寿祝》其二上联“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游肇庆七星岩》“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
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等。
尽管当今不少专业的诗人，一生创作的诗作不少，诗集也有相当规格了，但是难得有脍灸人口的诗句为人传诵，仅就这一点说，叶诗的“善七律”应包括七言绝句等诗体在内了。
范硕曾在《中国诗坛上的瑰宝》上说过，自古以来，善律者多善绝，并认为叶诗的七绝堪称绝唱，最笃实之论。
不过，在即景即事即兴抒情方面，叶诗中的绝句却是比七律更畅快地担任抒发情怀的角色。
如果只说到叶诗格律方面的特色，当是指艺术形式方面说的。
任何诗人，形式上的完美，如欠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其量还只是优美的文学游戏罢了。
叶诗的境界阔广和诗意深遂完全是建立在诗人终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远大目标的坚定追求上面。
其来源，一方面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是个人学识修养的厚实。
因此，叶诗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个人得失的狭小天地，而是将诗人的自我和祖国山河及人民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早年在油岩前的放眼高歌，写的是“我”的兴亡感与对“苍生”的大同命运的执着追求。
到了诗人入世“结交俦侣”时，选择友朋当然只能是“纵横豪气”的人物，决非平平或泛泛之辈（《雨夜衔怀》）。
早年诗词创作至《满江红·香洲烈士》可看作算第一阶段，是立志到坚定信念。
此后《登祝融峰》到《过五台山》组诗算第二阶段。
此阶段的诗意的比兴，完全摆脱了即人即事的细琐形象，如《登祝融峰》的“天风”“涛心”，《羊城怀旧》的“公园路”“十丈红棉”，《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的“南朝月”“秦淮枫叶”等。
诗意形象的描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比喻，更重要的是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使诗中境界从一人一事进入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创造之中。
至解放以后的创作，更是逐渐进入诗意老成，名诗《远望》可以说达炉火纯青之境。
“善七律”的语言流畅和沉实，也是叶诗与董诗风格区别最明显的地方。
如以《怀董老》与董老的和诗作比，董老《口占和叶参谋长韵》的格律和用韵等比叶诗更严谨。
其诗首联是“失马元忧似马翁，喜见东方日吐红。
”用塞翁失马的典故兴发，进而示谦意，继而报以思念，中用咬菜根、香桃叶等意象和典实，体现出董诗的严谨典实的诗风。
叶诗《怀董老》开篇则用“不老翁”写董老德高望重的青春常在。
中二联集中写董老言行志坚，到末联“春风贻荡怀人远，安得归来共整风”，这样的感情抒发，一泻千里，意象的垫铺到抒情如万马奔腾，流畅之感如行云流水。
每读叶诗，体味其诗意的继迭尤至末联的抒情，总觉得其诗非一般靠堆砌文字的有意为诗者所能写得出来的。
要想探索叶帅诗词的博大精深，就得理解叶帅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元帅余事所作的诗词篇章，不过是他所从事的“正业”的一个侧面的艺术反映罢了。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
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