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知其必有合也”原因
(1)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2)怀抱利器
(3)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本文是主旨:
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就劝其入朝廷效忠
语言特点是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
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
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作者不希望董生去河北,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
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
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
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
“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
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现在呢？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
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
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
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
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
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
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
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
“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
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
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董邵南去河北的原因是
(1)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
(2)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
作者拜托董生的两件事:
替作者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
并看看，是否还有过去时代屠狗者（高渐离）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
目的: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
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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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
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
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
”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
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
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