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这样一个有趣而另人深思的实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扔进滚烫的油锅里，青蛙能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陷境。
然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这次它感到舒服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
由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青蛙对眼前的危险反映敏感，对还没有到来的危险反映迟钝。
由此我想到了人，其实人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
有的人甚至在安逸之时沉溺酒色，自我毁灭。
这于青蛙临难时的奋起一跃和温水中的卧以待毙是何其相似。
“生于忧患”是千古不变的名言，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它最好的注册。
那时，勾践屈服求和，卑身事吴，卧薪尝胆，又经“十年生聚，十年数训”，终于转弱为强，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何能得以复国？这是亡国之辱的忧患使他发愤、催他奋起的结果。
这说明，当困难重重、欲退无路时，人们常常能显出非凡的毅力，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潜能，拼死杀出重围，开拓出一条生路。
但是，有了生路，有了安逸，人们却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而“死于安乐”。
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闯王了。
1644年春，闯王攻入北京，以为天下以定，大功告成。
那些农民出身的新官僚把起义时打天下的叱咤风云的气魄丧失殆尽，只图在北京城中享受安乐，“日日过年”，李自成想早日称帝、牛金星想当太平宰相，诸将想营造府第。
当清兵入关，明朝武装卷土重来时，起义军却一败不可收拾。
这令我想起欧阳修说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老。
险情环生时人们能睁大眼睛去拼搏，因此化险为夷；安逸享乐中却意志消退，锐气全无，结果一败涂地。
从五四运动开始打倒了“孔家店”，人们不再讲孔、孟，讲也是批判对象，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归罪于一言九鼎的皇帝和封建制度，而归罪于孔、孟，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把孔子和林彪绑在一起批。
谁还敢再谈孔子？“谈孔色变”。
孔子是一个两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不谈就不谈吧，可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还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今天有的人信仰佛教，有的人信仰基督教，这些都是外来的，不是我们民族本有的。
而且在全国人口中信仰佛教、基督教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带有浓郁的功利色彩，它们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
现在中央台“百家讲坛”正在播放诸子。
哪一子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墨子的兼爱，不论是谁都一样爱？不。
老庄的清静无为，不。
法家的只认法，不认情？不。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仁义。
圣人孔孟，以其超人的智慧“得我心之所同然”。
人心都是一样的，人的本心是什么呢？是仁义。
圣人掌握了他，也就是掌握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为我们创立了儒家学说。
我们民族的精神是“仁义”，是孔子首先提出来，创立了儒家思想。
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创建了140多个学院，这个学院叫什么名？叫孔子学院。
为什么不叫别的名？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都不行。
只能叫孔子学院，世界各国也点头。
讲孔孟思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是关乎树立我们民族精神的问题。
圣人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说明在这一阶段，已经悟到宇宙，人生最根本之理，已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孔子还对曾子、子贡说过：“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悟到的理和贯串整个思想的“一”就是“仁”。
不过“子罕实利与命与仁。
”《论语》里共有109个“仁”。
大部分是孔子说的。
为什么还“罕言”呢？孔子说“仁”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人的品德一仁厚、仁慈，例如孔子说：“雍也仁而不佞。
”（冉雍的为人，仁厚但不善于口才），另一意义是指人的本心、本质。
《论语》里的“仁”，大都是仁厚、仁慈的意思，作人的本心，本质讲的很少。
所以十大弟子之一的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说的“性与天道”就是“仁与命”。
宋朝理学家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解释的很好，他说：“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天命的义理微妙），仁之道大（总体宏大），皆夫子罕言也。”
孔子罕言仁，但弟子们，特别是接近孔子的弟子们都知道“仁”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都向老师问什么是“仁”。
记在《论语》里的，就有六个人，愚笨的樊迟一个人就问了三次。
我们把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答案综合在一起看：
《论语》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
”（仁者先从难的做起，不计较所获的多少。
）
樊迟第二次问仁，孔子说：“爱人。”
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在家里恭敬、规矩、办事情严肃认真，和人交往要忠实诚恳）
子贡问仁，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的一切顺利，同时也让别人一切顺利）
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克服自己的私欲，使言行都合于礼）
冉雍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出门办事如接待贵宾那么恭敬，传唤老百姓，如去承当重大的祭祀那么严肃。
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加给别人）
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韧。
”（仁者，他是不轻易说话的）
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哪五者？“恭宽信敏惠。
”从回答看，孔子是因材施教但都没有谈到仁的本质，明末大儒冯少墟在《疑思录》中说：“《论语》一书，论工夫，不论本体（形而上）；论见在，不论源头。
盖欲学者由工夫以悟本体，由见在以觅源头耳。”
孔子是否知道仁的本质？当然知道。
前面已经说了，孔子已把“仁”和“心”连在一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孔子一再说：“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的每句话，都像宝玉那样珍贵，贯串其中的是“仁”。
5月19日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诸子”，头一位就是孔子。
（孔子、孟子是否属于“子”里面，有争论。
我家有两套子书，一套有孔子的《论语》和《孟子》，一套就没有我认为“四书五经是经书，不属于子书。
）
易中天教授讲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解释仁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对。
但他没有说孔子把仁和人心连在一起，仁就是人的本心。
孔子没有直接给“仁”下定义，实际上已暗示了“仁”是人的本心。
孟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人性善”的思想。
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也有发展，但有局限性。
庄子说，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各发展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
只有一百五十年后的孟子，在心性论、修养论、政治文化论三个方面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5月20日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讲了孟子。
他开始就说“今天孔孟并称，我认为孟子的影响比孔子的《论语》大。
”这是基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
我认为孔子的影响是孟子不能相比的。
孟子影响是强势人格自强不息，孔子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哪一个更重要？
一、心性论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心性论的思想，又有开创意义。
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生之谓性”（生命的自然资质叫作性）说“生之谓性”，那么人性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
告子说人性如湍水，荀子说人性恶。
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另开了一个新领域一人性善。
没有把“仁”说成是性，因为孔子那个时候，人性问题还没有那么众人瞩目，但孔子把“仁”提出来了，而且境界那么高。
过去有人讲“仁”，但从来没有人达到孔子那么高的境界。
这就表明圣人孔子有创辟性的心灵。
到孟子出来，就从仁义礼智说“性”，把孔子说的“仁”，收到性里面来。
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比如，现在忽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到井里去了，无论谁都会有惊惧同情之心）孟子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
首先他说“乍见”（忽然看到，事实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事先人们毫无心里准备，来不及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反应最直接、最真挚。
当中很难渗入其他与此事无关的因素，可以说是本心当下的直接显露。
其次，说的是一个孺子（小孩），一个小孩抓到井边要掉到井里。
谁见了都要动心。
一个大人在井边，那感受就不一样了。
第三，孟子说这时你动心，不是因为你和小孩有什么关系，你和小孩的父母有什么关系。
你的心是自然而纯洁的，没有利害得失的考虑。
孟子说：孟子是怎样论恻隐之心的呢？他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
”恻隐之心仁的开端，只是仁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
人生来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但不就是一个好人。
孟子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之后，接着说：“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这就是说，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都是人的本性。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确我们在恻隐之心之外，还有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是以他那创辟性的心灵，对孔子的理论做了很好的解说和发展，形成了儒学自己的理论系统，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
孔孟的“性善论”，与世界伟大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不谋而合。
佛教惠能法师的《坛经》里大讲人的价值，大讲人的能动作用。
他向人们宣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身有之。
”“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尽）在自性。
”“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还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佛教认为人心里有佛，和儒家的人性善的精神是一致的。
德国大思想家康德对人性的看法与儒家的人性理论是很接近的。
康德认为：你只要是一个理性的存有，你就要有意志，要有意志的地方，你才有自由。
意思就是：人是一个理性动物，所以人有意志自由。
康德的意志自由是说人生来都是向善的。
譬如你要破坏公物，自然就涌起一个思想：破坏公物是不道德的。
譬如你对朋友撒了谎，自然就涌起一个思想：我骗朋友是不对的。
这些自然涌起的思想，不是由于有外力，而是发自人的本性。
正是因为有这“意志自由”，除少数人外，多数人能自觉改正错误，而不是愈隐愈深。
但是，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孟子》中的《告子篇上》就记下了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
譬如告子说人性好比急流的水，从东边开了缺口，水就向东流；从西边开了缺口，水就向西流。
告子的意思是说：人性的善恶在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
孟子说：水的确可向东流也可向西流，但水的本性是向下流的。
人性表面上有善有恶，但人的本性和水流向下一样，是向善的。
孟子的根本主张是“生之谓性”。
（生命的自然资质叫做性）这是一条古训，是一个老传统。
这一条古训模糊了人与禽兽的区别。
你无论怎样讲究吃、穿、住，你还是个动物。
人除了与禽兽相同的气质之性外。
还有义理之性，具体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动物没有这四心。
因为人有四心，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
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人性善”应该是它的理论基础。
二、修养论
“人性善”，但是否人人都会成为好人呢？理论上可能，事实上不可能。
因为人除了有道德心之外，还有受感性欲求所驱使的私欲。
私欲极易接受周围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把道德心（本心）蒙蔽。
所以，为了克服私欲，恢复本心的纯洁，必须加强修养。
“修养论”是《孟子》中论述的第二个重点。
孔子给学者捐出进德修业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第六章）人之所以为人，在仁的觉醒。
仁心虽与生俱来，但需要不断修养。
孟子认为，修养的关键是使受私欲蒙蔽的本心，重新呈现出本来的光辉。
这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如何去找回这丢失的本心？关键不是在别人，而在自己。
要主动自发地去寻找。
“（人的善性）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怎样思？要“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就是要“自省”。
自省什么？要反省：往日的过错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什么才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你自己会做出许多答案。
要知道，最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
在反省过程中，如果良心出来做主（而不是私欲做主），你就会醒悟到，自己良心的本愿是“仁”、“义”的概念。
原来，仁义不是别的，不是外来的，就是自己良心的本性本愿。
人若认请了自己，就能掌握住仁义；自己的言行，按良心的要求去做，就会合乎仁义，就是道德行为了。
这叫做“自得”。
“自得”就是根本的自觉，就是使仁义真正成为自己的性格。
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章句下》第十四章）
“自得”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还要面对环境，锻炼自己。
对内，随时警惕自己的良心是否放失；对外，要积极面对现实，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
一个人如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会渐渐地在人格上显出其光辉来，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腾文公章句下》第二章）的大丈夫气概。
我们通常把心性论与修养论合称为内圣之学。
在这里，孟子没有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孔孟思想与宋以后的程朱学派不同的地方。
三、政治文化
心性论的性善说，通过修养论得到证明。
一个人既有仁心的自觉，就不能独善其身，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三十章），进而通向国家、天下，通向文化传统，扩充到“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章句上》第四章），扩充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章句上》第十三章）。
这主是所谓的外王事业的开展与最后完成。
对外王事业的开展，孟子反对功利而主张仁义。
《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当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就是为孟子的政治理论定下了基础。
主张仁义的是王政，主张功利的是霸政，王霸之分的价值标准在义利之别。
孟子始终认为，政治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权利统治。
梁惠王、齐宣王、兵家、纵横家都曾显赫当时，他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只是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罢了。
孟子立身于战国时代，首先要重建人性的尊严，肯定道德的价值，开发文化的理想。
他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
这一政治文化的外王开展，既是针对时代，同时也继承发扬了历史传统。
孟子外王理论的针对时代，一是以仁政王道责成梁惠王、齐宣王，以求一统天下，结束乱局；二是力辟扬、墨，驳斥许行，以求孔子之道大行于世。
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文化，合在一起为政治文化的外王学。
这是《孟子》论述的第三个重点。
孟子政治文化的理想，固然有来自人性的内在根据，但也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传统。
如尧舜禹禅让、大禹治水、汤武革命、文王行王道、周公兼夷狄等，这些都是行仁政的最高典范。
但是，圣王传统至周公而断，于是孔子作《春秋》，借用《诗经》蕴涵的褒善贬恶的大义，为外王事业建立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离娄章句下》第二十一章）。
孟子给自己定的使命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腾文公章句下》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