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似忠，大贪敝履。
在好言，金钱、美女、铁哥们的面前，可要小心，说不定笑声里突然飞出一把刀子，不偏不邪地扎向你的心。
太祖高皇帝五年（己亥，公元前二Ο二年）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
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
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
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
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评介】
司马光认为一个人应该正确对待功名利禄。
汉初三杰，人生结果完全不同，韩信被杀，萧何下狱，只有张良隐居南山，淡出官场，明哲保身。
其中既有君臣之间的矛盾，也有不能正确对待功名的原因。
老子说过一句话：“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
”在中国古代政治专制体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究竟如何看待人生，有积极的态度，也有消极的态度。
《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有一首道士唱的《好了歌》就是看破红尘，消极对待人生的代表性说法。
歌词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太祖高皇帝十一年（乙巳，公元前一九六年）臣光曰：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
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
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
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评介】
受胯下之辱，终成大业者是韩信，战必胜，攻必取者，也是韩信。
最后囚于钟室，面壁悲歌，“狡兔死，走狗烹，天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也是韩信。
功劳是什么？有时是金钱、地位、美色，有时也是大牢，是地狱，其中的奥妙，深着呢！
孝惠皇帝元年（丁未，公元前一九八年）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
【评介】
司马光认为惠帝没有处理母亲亲情与国家大事的关系。
在仁孝与国家大事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仁孝服从于国家大事。
惠帝对自己的母亲的行为不是劝谏而是消极逃避，“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这是不可取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逃避也是一种解脱，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中宗孝宣皇帝地节四年（乙卯，公元前六六年）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
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
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
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昔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
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
【评介】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威福、权势、金钱、地位，人人趋之若鹜。
殊不知，在得到的时候，说不定会失去，甚至会失去更多。
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成而身退，得全其身，得福其家，可以为鉴矣！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
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
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
【评介】
司马光认为贡禹知而不言是其大罪。
人们常言居其官者谋其政，而贡禹对皇帝游猎无度，奸臣用权这些皇帝应该认识到而没有引起警惕的现象视而不见，不发一言；而对皇帝本来就很重视的问题反复陈说，这是一种严重失职行为。
不过，贡禹为官之道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凡是忠言，听起来都有些逆耳，凡是良药，都有些苦口。
说得不好听，未必不是忠贞，说得让人爱听，未必就是真朋友！
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
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二十】
【评介】
司马光的意思是，以正才能压邪，要树正气，行正道。
如果正气不立，则邪气猖獗。
在正常情况下正和邪是黑白分明的。
但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环境下，情况却会发生变化。
譬如：影子歪邪于地上，影子便对树桩说，你为何不正？树桩看了看自己，我是正的，是你歪了。
树桩和影子都在辩说自己正。
双方争论不休，相持良久，只好一起去问远处的一盏灯。
灯不紧不慢、不急不缓地说：你们说的都对，都不对。
是正是歪，一要看我怎么样照射，二要看你们从各自的立场。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癸未，公元八三年）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
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
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汉纪三十八】
【评介】
司马光认为，作为人君，不仅应该有判断是非曲直的认识能力，而且还应该有赏善罚恶的政治能力。
如果知善不用，知恶不罚，很容易导致正气不伸、邪气猖獗的恶果。
孝顺皇帝永建二年（丁卯，公元一二七年）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隐非君子之所欲也。
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
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
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
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
【评介】
司马光认为隐士之所以退隐山林，并不是他们不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而是一种在世无道的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措施。
作为君主，应该修明政治，弘扬王道，征举逸民隐士，让那些隐士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条件和机会。
当然，隐士中也不排除有以退为进，以隐图显，韬光养晦，见机而起之人。
孝桓皇帝建宁二年（己酉，公元一六九年）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
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
【评介】
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上，有时要难得糊涂，有时要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方可万全。
宋朝有个宰相叫吕端，凡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官做得很娴熟。
营阳王景平元年（癸亥，公元四二三年）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
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
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
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
【评介】
司马光认为不同的思想对人有不同的影响。
“思无邪”就是思想情感表达适中，无“过”与“不及”之弊，思想情感表达适中，行为笃守正道。
当然，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学术思想的接受是有差别的。
如在得意之时，学点佛，参参禅，以免显忘形之态；在失意时，读点《老子》、《庄子》，染些道骨仙风，就可活下去了。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四九四年）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无所不至。
”王融乘危徼幸，谋易嗣君。
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
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
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评介】
这里引用一句很流行的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凡济大事，成大业者，无不是干净利落，果断坚决。
患得又患失，有机会时抓不住，机会来了，又不知所措，这样的人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在一旁咽口水。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四九四年）臣光曰：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二谢兄弟，比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评介】
忠于事业，为国谋利者是敬业；忠于一个人者是尽忠。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虽然是以德报恩，但也容易生出许多奴才来。
高祖武皇帝大通元年（丁未，公元五二七年）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劳，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功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纪七】
【评介】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看到别人的长处，反思自己的短处，才是客观、理性态度。
但是人们往往患有“近视病”，总看人之短，说自己之长。
看来配戴眼镜是必要的。
高祖武皇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五三一年）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
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
【评介】
司马光说的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笃守正道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品格。
但是笃守正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定要抵御歪门邪道的诱惑。
走正道者是君子，从旁门左道入者是小人。
但中国历史上钻狗洞、探旁门者络绎于路。
其实在这小人队伍中有些曾是君子，因为封建专制制度，逼良为娼，才使他们从君子异化为小人。
或做个“临时”小人。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至德二载（丁酉，公元七五七年）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
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资治通鉴》卷二二Ο【唐纪十六】
【评介】
这是一幅画，小人的嘴脸，势利之徒的百态，尽在其中。
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显德元年（甲寅，公元九五四年）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
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
此人道之大伦也。
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
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
何则？大节已亏故也。
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
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
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
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
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
果谁贤乎？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
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
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纪二】
【评介】
司马光认为冯道是个不倒翁，历五朝八姓，始终能够左右逢源，但是，冯道已亏大节。
不过司马光对冯道处世之术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冯道能全身于乱世，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处事才能。
而且，当时五朝八姓的统治者也为冯道提供了左右逢源的机会。
这里有必要对冯道这个政治上不倒翁做些简要介绍。
历史上的五代，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但是王朝频繁更迭，一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短命的皇帝统领的也都是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做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倾颓而断了人士途去。
但也并非没有在这不断的更迭中泰然自若从未倒下一次的人。
冯道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先后事4姓10位皇帝，均能进退得当，久居禄位。
是不是因为冯道怀抱经天纬地之才，几代君主都缺之不得呢？恰恰相反，他既无政治建树，又乏民族气节，一旦国难临头，就另攀高枝。
他从不以国家大业为己任，只一味追求高官厚禄，弃国背君对他来讲如奴易主一般容易。
冯道，字可道，是河北瀛州景城（今河北河间地区）人。
相传他未成名问相时，就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他认为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任凭乾坤转换，只要识时务不乱方寸，便可以处处通津坦程。
冯道的一生确确实实是按着这一座右铭去做的。
冯道生活的几十年，天下纷纷扰扰，民如倒悬，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他政治上的“不倒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著书数百言，津津乐道地讲自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的官阶封爵，自号为“长乐老”，真是厚颜无耻，令人作呕。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
在朝的要做忠臣。
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
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
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者，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
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
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
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
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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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奸似忠，大贪敝履。
在好言，金钱、美女、铁哥们的面前，可要小心，说不定笑声里突然飞出一把刀子，不偏不邪地扎向你的心。
太祖高皇帝五年（己亥，公元前二Ο二年）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
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
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
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
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