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
《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
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
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
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
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
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
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
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
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
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
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
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
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
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
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
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
“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
“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
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
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
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
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