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
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3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
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
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
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
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
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6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
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
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
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
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
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
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7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杀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
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
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11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创作背景：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
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
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刘和珍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
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扩展资料：
一、刘和珍经历：
1、南昌女师
刘和珍出生于贫民家庭，自小养成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品德。
1918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女子师范学校。
时值五四运动前夕，她受到革命思潮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认识到新的女性，肩负着改造旧中国、旧制度的责任，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践之中。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她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起而奔走呼号组织同学走上街头讲演，抵制日货，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当时，南昌女师校规森严，她与进步同学一起同南昌学生联合会联系，成立了女师学生自治会，学校被迫取消了不合理的校规，而带头人之一的刘和珍，则受到了“记大过”处分。
1921年，刘和珍继续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公开宣战，在江西首倡女子剪发。
女师很快掀起剪发高潮，三两天内剪发者不下百人，学校当局认为她“首倡剪发，有伤风化”，被勒令退学。
同年冬，刘和珍等人在南昌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觉社”，并主编《时代文化》月刊和《女师周刊》。
1923年秋，刘和珍从江西来到北京，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后升人女师大英语系。
学习期间，她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回校后广为传播。
她也是鲁迅先生作品的忠实读者。
由于她思想进步，成绩优异，善于团结同学，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信赖，被大家推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2、壮烈牺牲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中国大沽口挑衅，继而纠集列强各国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进行无理要挟。
北京各界无比愤慨，刘和珍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非有枪不可”；“军阀不倒，教育事业就搞不好，打倒军阀后，我再当教师不迟。”
3月18日上午8时许，林语堂教授接到刘和珍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准停课一日。
这天，刘和珍正患病，时时呕吐，她不顾病痛，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
她把标语小旗分发给同学们，发表了简短而激昂的演说，然后高擎校旗，带队出发。
女师大的同学来到天安门，国民大会尚未召开，主席台上悬挂着前一日请愿被刺伤代表的血衣。
会后，正午12时，两千多群众开始示威游行，刘和珍担任女师大队伍的指挥。
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卫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几个士兵对手擎校旗的刘和珍指指点点。
把枪口瞄准了前来的学生。
枪声响了，一场枪击案开始了。
顷刻间，刘和珍身中数弹，倒卧在血泊之中。
同去的张静淑、杨德群急扑过去救助，她说：“你们快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
”依然是那样温和地关切着同学。
一排枪弹射过来，张静淑、杨德群倒在她的身边。
这时又有军警冲过来，用棍棒猛击刘和珍。
刘和珍在棍棒的毒打中伤重牺牲，牺牲时年仅22岁。
二、三·一八惨案
1、背景
1924年5月31日，苏联同北洋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
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
中苏从此正式建交。
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
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已经无军又无势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5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
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
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
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
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张作霖下令将其杀害，然后率令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2、影响：
“三·一八”惨案后，举国震惊。
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均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的行为为“倒行逆施”、“暴行”，“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
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
鲁迅则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
为此，傅国涌先生称：“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和俄罗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最可贵的那些品质，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长城，是‘真的猛士’。”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