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九章·哀郢》的写作背景和内客主旨，治骚者至今仍有较大的争议。
前几年，我曾先后撰写《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刊《江淮论坛》1981年1期）、《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刊《江汉论坛》1982年5期，对楚辞研究界占主导地位的屈原因“白起破郢”作《哀邹》、而后沉江“殉国难”的见解，作过全面的辨驳，并申说了屈原之作《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屈原沉江非“殉国难”的意见。
近几年来陆续读到一些研究者的论文，对拙作所主的意见有赞同的，亦有质疑、驳难的。
我以为，这样的争鸣和驳难，有助于开阔研探的思路、澄清事实的真相、推动课题研究的深入，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鉴于弄清《哀郢》的背景，对探讨屈原的晚年生涯和思想情志关系颇大，故愿再作此文以有所申说，兼答某些同志的质疑和驳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