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2、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3、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4、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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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郭沫若研究总体上处于某种徘徊之中，具体表现为：建国前的郭沫若研究多，建国后的郭沫若研究少；情绪化的颂扬或贬抑多，学理学术方面的研究少；生平思想创作的梳理评述多，立足当代理论语境发掘其文化价值的少。
其中，研究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的，尤其少。
冯锡刚先生的一本32万字的学术专著《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可谓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该书围绕郭沫若是“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学家、学术家、革命家”这一特殊身份展开论述，在波诡云谲的“文革”大背景下，钩沉、考证史实，梳理、辨析史料，诗史互证，论从史出，对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作了不乏新意的阐释。
书中对晚年郭沫若革命家心路历程的解读，最精彩。
“郭沫若也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实为全书的点睛之笔。
“文革”作为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郭沫若是“很不理解”的。
但是，郭沫若凭其诗人的敏锐，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
从1965年起，他就开始取一种“适度靠近”党内意识形态专家的姿态，在组诗《大寨行·重到晋祠》中称赞康生：“康公左手书奇字”；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他“公开引用康生的观点及其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章中公开写明陈伯达向他推荐的重要史料的出处”。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吴晗。
郭沫若也写过歌颂海瑞的诗文。
1966年元月下旬，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向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冯著分析说，这是“投石问路”。
不久，郭沫若的文坛挚友田汉和史界知己翦伯赞，相继被报刊点名批判。
4月10日，在人大常委会上，郭沫若全盘自我否定，说“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
该书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文革”伊始，郭沫若即做好了思想准备，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