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才的重视是全方位的。从幼年和家庭开始，就有“孟母三迁”的恳切望子成才，也有“岳母刺字”的谆谆一定要成为国家栋梁之；对于个人而言，更是有各种“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的激励，孟子也给出千古传唱的鸡血+鸡汤“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最后就会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对于用人，刘备“三顾茅庐”，终能三分天下中露脸。君可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分，输肝剖胆效英才。”终使得“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此外，我国的科举制度也可谓是世界人才选拔制度的模范，通过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等原则，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社会范围中开辟了入径，产生出一大批善于安邦的家、思想家等。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方针政策培养和吸引大批知识和专业技术人才投身祖国建设，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广泛的人才支持。
在新时代，习总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人才思想，我国以更大力度实施人才战略，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更积极、更、更有效地集聚人才。
在此大背景下，20多个城市和地区吹响了“打造人才高地”的集结号，“凭毕业证落户”“租房就可落户”“先就业再落户”“发放购房补贴”等政策频出。
爱因斯坦在1933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当时法国科学家朗之万感叹道：“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所言不虚。
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名人实际上都是移民，遍布各个领域和各个年龄层。普利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是匈牙利人，经常在全球“搞事”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是匈牙利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来自捷克，Google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出自战斗民族，正红极一时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出生在南非。
二战前，美国科技人才的供给主要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美国高校的培养。二战爆发后，美国的人才供给链被切断。一方面，隆隆炮火使大西洋上持续百年的移民潮跌至谷底。另一方面，战时美军人数的暴涨消耗了高校生源。美国出现了“人才赤字”概念。接下来的冷战使“人才赤字”问题趋于常态化。但这直接催生了美国人才吸引机制的形成，《1952年移民法》设立了吸引人才的双轨制。到60年代中期，美国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首次科技移民潮。
移民对美国创新与经济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从1901年到1959年，美国只有25名移民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而此后，移民为美国贡献了超过70名诺贝尔得主。1980年前，美国由风险资本投资的上市公司只有8家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在同期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只有7%。但在最近十年间，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知名例子包括谷歌、亿贝与特斯拉汽车公司等。
通过一系列措施，美国确立了一整套人才吸引机制，奠定了20世纪后期人才吸引政策的基础，也为美国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战后经济受到重创、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日本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免费为其提供餐点和教科书，每年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50年代日本的高等教育中，工科毕业生的短缺已经影响了日本工业化的进程，1961年日本开始设立五年制高等专门学校，涵盖各工业领域。鉴于此，其产业结构得以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急速增加，从1955年的28.7%提高到1973年42.5%，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而调才结构，日本的人才政策也随着自己经济发展不断改正。当日本经济陷入增长停滞，而出生率持续低迷，日本主导实施的引才计划明显多于其他国家，其移民政策也逐渐。
新加坡的经验，首先是强力主导，人才为本的兴国，采取式的人才选拔和独特的人才管理制度；其次是“舍得花钱”。从1960年到1985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9倍，而同期的教育投资增加了15.7倍；并且注重国情，实行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双轨制分流教育，了社会对人才的基本需求；也市场竞争，甚至与私人机构竞争优秀人才，并且破格录用及提升，比如王鼎昌1967年从英国学成归国，1972年便提升成交通部长。
20世纪60年代起，印度就开始投资创建“科学人才库”，吸引并接纳海归人才。并不断用各种方式促进海外印度裔人才的回流与环流。
美国一直贯彻人才资本是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把人才战略的重点放在培养和争夺创新型高科技人才上，将“造就21世纪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作为人才战略的主要目标，制定并实施了“军民共举”的高科技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为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新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人才资源储备。
日本1995年就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2013年，日本开始计划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吸引和留住海外人才，并计划实行留学生毕业包分配政策。此外，日本也一直反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希望进行，加强人才的流动性和竞争性。
、英国、、等发达国家都打开国门，放宽对高级人才及其家属永久性许可证条件，争夺世界高科技人才为本国服务。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也不甘落后。
都在形成、商界、学术界三位一体的人才互动机制。人才管理部门建立了信息丰富的人才信息系统，尤其是高级人才信息系统；阿根廷体制，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研究人员在企业和科研单位之间可选择；英国建立了技术战略委员会，将企业界、学术界和英国创新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元素联合在一起。
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不论国籍、资历和年龄，只要具有美国需要的一技之长都可优先入籍；俄罗斯也通过法规，对完善科技领域干部政策，提高科技人员物质待遇和社会保障，防止青年科技人才和高尖端技术人才流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措施。
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常常给人以固有身份，如“干部”“工人”等，因此，这种思或给了我们一些桎梏。从当前的人才引进导向看，大家青睐的都是“大学生”“研究生”等。
所谓“人才”有层次。高科技人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等，当然是人才，但是，从产业发展层面看，每个层级都有其“人才”。基础研究或者需要研究深厚的学者，工厂实务也需要高等技术工人。只要经济发展中不能缺少这道流程，此流程中就有脱颖而出的人才，而且被强烈的需要着。
所谓“人才”有针对。每个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背景、现状、比较优势都不尽相同，未来发展目标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是向着国际金融中心进发，有的准备成为中国“硅谷”，有的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所需要的人才侧重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所谓“人才”有变化。当前，互联网、AI让大家意识到技术的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推动力，技术人才炙手可热。同时，经济增长、消费升级，让我们对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人才也供不应求。比如“保姆”，也需要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的“人才”。
人才说到底是一种社会需求，一个领域被需要，而这个人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中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水平，工作的效率越高，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越大，被需求越强烈，就具有了稀缺性。
即使对照历史和国际经验，也能够看到，许多国家都是参照自己当前的发展阶段、下一步的发展方略来进行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的。人才战略的大思趋同，但细节却应时而动，以便人才结构时刻能够与经济结构需求相适应。
高层次人才需要好条件。这仿佛是一个共识。但是，过往政策所给予的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也是相当给力的。但结果未必都皆大欢喜。“人才”留不住，人才很不忿，用人单位很不忿，行政机构也很不忿。
从选拔机制上看，什么人是人才？最终需要市场检验。行政过于大包大揽，不一定能够有效评估谁是真正有用的人才。而且还会形成资源过度倾斜不公，人才只愿意靠近行政而不愿意靠近市场，得到资源的无心努力，得不到资源的无法努力。结果一定是，名义上的人才政策投入不小，但最终能够起到的作用和满意程度很小，大量人才或潜在人才外流。
从人才应用机制上看，没有较为完善的法规支撑，人才为太多不确定因素所困，无法进行较为长期的事业规划，难以出，甚至出。当前，关于产学研一体的、政策已经很多，但法规保障却完全没有跟上。这些年，像褚健、付林的例子并不罕见，因科研成功运用而一飞冲天又身陷，在兜兜转转中说不清道不明的领了罪与罚。法规的漏洞，因了行政的热情促进反而变成更大的“坑”，最后都要让个人承担。让人才却步。
人才需要物质，更需要机会。对于人才而言，要有产、学、研、市场良好的流通机制，人才、资本、知识、机会能够充分接触、有效沟通，从而互相选择，达到市场要素的最优配置。对于人才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政策，更是生态，必须要有好的人才，让物质和机会能够良性、互相促进。
加强人才建设，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包括人才培养、引进、流动、使用、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并及时将实践证明正确、成熟的人才政策为国家法律法规。
人才战略是崛起的关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人才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但是，求贤若渴的心情诚然非常可贵，其中细节，是否可以多加推敲，让人才战略和政策的实施更加有效、高效？
对人才的需求，本来就是为了能够高效化、精细化，但如果人才战略本身就粗放化、表面化，相悖，目标何能达成？
能否拥有大批高层次人才，关系到国家国际竞争的成败、经济的繁荣、国家的昌盛和安全。能否拥有多方位、多层次的人才结构，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
我们的爱才纵然，但要有与时俱进的思，有体察入微的社会观察，有冷静的经济分析，有务实的战略目标，有建章立制的深刻规划，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让人才战略为国家战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