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译文：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公众的。
选拔道德高尚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
讲求信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它达到和睦。
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
使老年人得到善终，青壮年人充分施展其才能，少年儿童有使他们成长的条件和措施。
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少而无父者、老而无子者、残废患病的人都有供养他们的措施（独：老而无子的人）。
男人有职份（分：职分，职事），女人有夫家（归：出嫁，这里指夫家）。
财物，人们厌恶它被扔在地上（即厌恶随便抛弃财物），但不一定都藏在自己家里。
力气，人们恨它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即都想出力气）（身：自身），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
因此奸诈之心都闭塞而不产生（谋：谋虑，这里指起坏心），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出现，因此不必从外面把门关上。
是高度太平、团结的局面。”
“如今大道已经消失不见，天下成为私家的（为家：成为私家的）。
人们只敬爱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对待财务和出力都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把父子相传、兄弟相传作为礼制。
城外护城河作为防守设施。
礼义作为准则：用（礼义）摆正君臣的关系，使父子关系纯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用（礼义）来建立制度，来建立土地户籍制度，按照（礼义）把有勇有谋的人当作贤者，按照礼义把为自己看作有功。
因此奸诈之心由此产生（谋：谋虑，指坏心），战乱也由此兴起。
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因此成为三代诸王中的杰出人物，（是按照礼义）从中选拔出来的。
这六位杰出人物，在礼义上没有不认真对待的（谨：谨慎，认真）。
以礼义表彰他们做对了事（著：这里用作使动，使之显著，表彰）（其：指百姓），用礼义成全他们讲信用的事（考：成全），（用礼来）揭露他们有过错的事，把仁爱定为法式，提倡礼让（刑：法式。
后来写作‘型’。
责里用作意动，即‘以为法式’）。
用礼义指示人们要遵循固定的规范（示民有常：‘以示民有常’的省略。
示：指示。
常：不变的，这里指规定）。
如果有不遵循礼义的人（由：依照，遵循），在位的就会被罢免（执：势力，权利，后来写作‘势’），老百姓把这（不按“礼”行事）当作祸害。
这可以称为小小的安定（小康：小安。
和‘大同’相对而言。
康：安康，安定）。
”言偃又问道：“象这样急需礼吗？”孔子说：“这礼，先王以之继承天道，以之治理人的感情。
所以，失于礼的会死，得到礼的可以生。
诗经上说：‘看那老鼠都有身体，而人却没有礼，做为人而没有礼，为什么不快死了？’所以，礼，一定要本于天，合于地，分列于鬼神，通达于丧礼、祭礼、射礼、冠礼、婚礼、朝会、聘礼等事项。
所以，圣人用礼来指示人民，所以天下国家可得以匡正。”
扩展资料：
“大同”与“小康”，出自《礼记》中的《礼运》篇，是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重要源头。
大同的背景是“大道之行”，小康的背景是“大道既隐”。
我以为，大同是理想社会的自然图景；小康是非理想社会的有效治理。
《礼运》是《礼记》中的第九篇，据说写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是儒学学者用假托孔子答问的形式展开论述的。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这几句话是对大同社会的高度概括。
然后讲了泛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讲了老年、壮年、幼年各有所托，讲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讲了男女各归其位，讲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讲了社会诚信和安宁。
《礼运》讲小康，与“大同”的“大道之行”相对应，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在此背景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他们恪守礼制，是谓小康。
孔子所说的“大同”和“小康”的时代界线，似乎是清楚的，又似乎是模糊的。
他在讲“大同”时，讲了“三代之英”，人们理解为夏商周三朝，而在说“小康”时，又讲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实际上也是夏商周。
结合前后文理解，孔子在讲收集文献之难时，讲到为了“观夏道”而去杞国，为了“观殷道”而去了宋国，这里只涉及到夏和殷商，并没有涉及周。
可以理解为“大同”至少在周之前。
而他所讲的“小康”，则是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
孔子所说的“大道”，实际上是说的“礼”。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我理解，孔子所重视的礼是政治秩序、伦理秩序、或许还包括法律秩序。
孔子推崇周礼，实际上是周总结和传承之前朝代之“礼”，包括孔子直接通过夏商有限遗存了解到的“礼”。
这个“礼”应该是氏族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秩序，进入奴隶社会后，私有制出现了，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
因此，既要有理想社会的追求，又要面对非理想社会的实际，实施有效治理。
《礼运》透过“大同”“小康”传达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近现代为例，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时，是以“大同学”的面目出现的。
这一方面说明需要借助中国的文化符号。
另一方面也说明与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一定程度地相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使用了“小康”的概念，作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只是内容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礼运大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