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
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
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
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
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
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
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
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
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
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
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
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
”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
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
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
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
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
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除这三方面外，蒲松龄还象画风俗画一样，广阔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转别是中下层的人们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创造了众多的风彩各异的人物形象。
越是下层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越是令人感到亲切、生动、真实、朴素，具有泥土的芳香气，这同蒲松龄对农村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朴素的审美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聊斋志异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提出社会问题之重要，创造出的人物形象之众多，创作高水平的短篇小说之量大，艺术风格之独特而言，就他毕其一生的精力致力于此而言，在文言小说史上，有哪一位小说家堪与他相比？在文言小说衰颓之风“弥漫天下”的环境中，聊斋志异力挽残局，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开拓了新局面，达到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就这种意义讲，说蒲松龄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并不过分，不仅文言小说如此，写白话短篇小说的，又有谁能超过他？即使拿到世界小说史的范围来考察，在那个时代，也是寥寥无几的。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还未出世，契诃夫比蒲松龄还晚二百余年。
除了带有传说色彩的东方巨著天方夜谈之外，我想，拿聊斋志异同西方乔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西万提斯的惩恶扬善集、薄伽丘的十日谈等名著作一番比较研究，也未必是使人汗颜的事。
这样说也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因为西方的那些名著，是在新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由短篇小说开始，开辟了西方小说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却是以聊斋志异为始，开辟了中国小说史上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