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中，记载了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
庆典的场地设在天安门。
然而，在此之前，关于庆典场地的选择却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将庆典活动安排在天安门。
另一种方案则是在西苑机场，理由是：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兼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将庆典的场地定在天安门。
针对国民党空军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可能进行的空袭，周恩来指示：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集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在北平的四周布置用于防空的高射炮群。
清理污水坑
在得到中央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迅速修整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从当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城墙斑斑驳驳,城楼上散落的是残砖断瓦,梁柱上积满了野鸽子的粪便。
当年的广场上除了这些成片的杂草以外,还有成堆的垃圾和与垃圾为伴的苍蝇和老鼠。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的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1949年9月10日是星期六，这一天天还没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到了下午的3点钟，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就达到了6000多名。
几天之后，广场上的垃圾、杂草消失了，腐臭味也消散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天安门城楼的装修。
这包括:在天安门上挂起红灯笼、城墙两边书写巨幅标语、在城门上方悬挂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等工作。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是个破烂的城市，城里遍地都是垃圾。
北平解放以后，北平市人民政府向古城的垃圾宣战了。
当时，北平军管会有一条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汽车出城的时候，必须捎上垃圾。
据统计，在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告一个段落。
受阅部队
当北平人民向垃圾宣战的时候，开国大典的阅兵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49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等受阅部队负责人的汇报。
汇报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用郑重而诙谐的口气说道：“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无论是军种、兵种，还是规模上，都是最多最大的一次，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6万。
参加受阅的海军代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组成；陆军代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和坦克车团。
参加受阅的步兵方队，则是20兵团67军的199师。
李水清，当时是199师的师长。
李水清：“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全体官兵非常高兴，感到很光荣，特别是讲到了，我们是要代表全国解放军，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所以，特别高兴。”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盛大而又空前，负责阅兵训练的杨成武不仅查阅国内外有关阅兵的资料，他还找其他的解放军将领虚心求教。
南苑机场
7月，正是北平的盛夏，199师的一万多人马全部集结在北平市郊。
按照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步兵师在阅兵的时候出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44名指战员组成。
李水清：“一万多人只要两千多人，所以大家拼命地练，都写决心书，要参加受阅，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两千多人以外，我们又另外组织选了二百多人，做预备的。”
训练前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但是，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已经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
他们拿什么作参考呢?
李万恒：“这个条例开始是国民党的，以后是苏联的，最后还是按照刘伯承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里头，这个齐步正步，这个东西是你这一步迈出去70公分，高度15公分，这是齐步，正步30公分的高度。”
三伏时节的炎炎烈日照在天坛公园，公园围墙外的空地上是整理过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
199师的官兵们在这里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
一转眼，就到了1949年的8月1日。
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
特种兵部队属于陆军序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和装甲兵。
杨成武
曾经担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当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李健：“选的标准基本上都是党员，另外大部分，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英雄连队，都立过大功，小伙子都比较高，一般都是一米七八、一米八零这样，确实也很标准。”
听说受阅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爱兵如子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
回到中南海，他吩咐有关部门给参加受阅的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
开国大典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
特种兵司令部将鸣礼炮的任务交给了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
人和炮调集齐了，韩怀志便一门心思扑在了训练上。
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抛到了脑后。
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在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
在战车团加紧训练的同时，住在北平城东单大街西总布胡同里的军乐团也在抓紧时间排练。
参加阅兵的士兵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
阅兵指挥部指示：将华北人民文工团的管乐队以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合并，组建成联合军乐队，于是，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诞生了，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
1939年，他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
有一天，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
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
罗浪：“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现在已经用过的，使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来作为我们的阅兵用曲。”
会上对此事激烈的争论起来，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参加阅兵的坦克
很快，毛泽东就作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
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5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9年的9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上旬的一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南苑机场上，随着巨大的轰鸣声，9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很快就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并两次通过机场上空。
在地面观看飞行表演的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拍手叫好，为飞行员加油鼓劲。
当飞行表演结束后，朱德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
林虎：“后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又增加两架“蚊式”战斗机，这个飞机是英国造的，它机身什么，都是木头的，实际上就发动机是金属的，有些设备是金属的，但是这个飞机既能做轻型轰炸机，又能做战斗机。”
阅兵式里的乐队
几天以后，又有三架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两架教练机纳入了受阅飞行队。
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九月的北平，已经进入初秋，受阅部队的训练也进入了“倒计时”。
九月份的一天夜晚，受阅部队接到了到天安门广场预演的通知。
信心十足的199师师长李水清带领训练了两个多月的部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正步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训练场上走得还像样的部队这时候乱了方寸:该迈出左脚的时候,有人偏偏踢了右腿。
乐队总指挥罗浪发现，原来是战士们的步伐跟不上乐队的鼓点，他立即对军乐队的节拍做了调整。
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出以后，报名参加的单位和群众格外踊跃。
长辛店铁路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来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
毛泽东也曾经两次到过这个工厂。
北平市总工会给了长辛店铁路工人2000个参加大典的名额。
门头沟镇的西辛房村地处北平远郊山区，距离天安门30多公里。
1949年的9月，一百多名村民接到了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
焦桐兰和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
为了早一点赶到天安门,早一些见到毛主席，焦桐兰和小伙伴商量之后，凑钱买了一辆没有刹车，没有铃铛的旧自行车。
1949年的9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初九。
这一天晚上，许多人在兴奋和等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李水清：“都在那里不睡觉，把钢盔擦的干干净净，擦的亮亮的，好看。”
北平西苑
焦桐兰：“一宿也没睡觉，没睡觉以后就是想到毛主席那儿去，见毛主席怎么样的表达心情呢，见毛主席是什么样的，长得什么样呢。”
这天晚上的10点钟，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
当看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同志”几个字的时候，他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钟灵：“他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
毛泽东的这幅画像出自周令钊的手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
当周令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它面前的广场，正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