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金为何要忏悔
1、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儿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
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2、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
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3、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4、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
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
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权威秩序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
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