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昌元年（525《元宝月墓志》[1]：
王讳宝月，字子焕，高祖孝文帝之孙，临洮王愉之元子也……皇妣杨妃，恒农人，父次德，兰陵太守；祖伯念，秦州刺史。嫔南陵萧氏，齐太祖高皇帝曾孙，父子贤，齐太子詹事，平氏侯。
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卦つ谡龈率扯选Ｖ聊俗笥椅薷存臼梗优∑淠福仄粑牛砟说眉薄?p>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
伪托地望除举族直接移徙于所托之地外，常常还以“自云”、“自言”某一魏晋名人后代的方式出现，而要成为事实，似乎还须如前引朱瑞改地望事一样，经皇帝下诏特许。如成淹，上谷居庸人，“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高肇，“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之乱避入高丽”；孙惠蔚，“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温子孙，“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茹皓，“旧吴人也……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10]。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后期，“代人”或以鲜卑为主的“北人”亦染此风，不再满足于以“代人”或“河南洛阳人”[11]为自已的籍贯，且乐于引一先代汉族名人为先祖。兴和二年（540）《刘懿墓志》称志主刘懿“字贵珍，弘农华阴人”，并虚夸：“自豢龙启胄，赤乌降祥，磐石相连，犬牙交错，长源远叶，繁衍不穷，斧衣朱绂，蝉联奕世。”《北齐书》卷19《刘贵传》所述刘贵事迹与《刘懿墓志》所记基本相同，传却称他为“秀容阳曲人”。从志、传所述刘懿曾为肆州大中正、死葬时隶秀容的肆卢乡、其子亦曾为肆州中正、志称刘懿拥有“第一酋长”等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刘懿或者说刘贵原本为北族人，后属籍肆州，而“弘农华阴”籍贯属于伪托。与《刘懿墓志》相类的还有天平四年《张满墓志》，志称：“君讳满，字华原，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北齐书·循吏·张华原墓志》却称他为“代郡人”。从志中称张满“语通书革之国，言辨刻木之乡”的情况看，他确实应是土生土长的“代人”，志中所称“南阳西鄂”，实是此时开始且影响及于后世的张姓伪托地望的惯伎，这在北朝家族无闻的张姓人物的志、传中颇为常见。如《北齐书》卷19《张保洛传》称：“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至于高欢自称渤海高氏而难以究?礫12]；侯景显系北族出身，上代最远只知其父名讳，代梁建汉后，却“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徵士侯瑾为七世祖”[13]，虽均出于政治图谋，却也是当时北族出身者伪托地望与冒引先祖的风气使然。
墓志中反映出来的北魏皇族人物伪托地望与冒引先祖的行为特别令人注目。正光元年（520）《元宁墓志》称：
君讳宁，字阿安，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唐尧之苗裔，汉高之胤胄孝章帝之后。君故使持节龙骧将军雍州刺史外都大官贺延镇都督武阳侯渴洛侯曾孙，故平远将军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冠军将军始平公侯尼须之孙，故岐州刺史之子……旨补骑官之任，释褐殿中将军，稍加位号，迁授轻车将军。
从元宁姓氏、先祖名字任官、本人任官经历及“河南洛阳人的地望，我们可以断定他属于北魏宗室，但他的墓志却自称为“汉高之胄孝章帝之后”。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志阴说：“君妻，南阳娥氏，羽真、南平公、鱼曹尚书、使持节秦雍二州刺史仇池都督娥清之女”娥清为将于北魏明元、太武二朝，传记见于《魏书》卷30，据本传，他属“代人”，有关史料表明他曾拥有须昌侯、昌平侯、东平侯等爵位，而无南平公爵位。娥清因战不力，被太武帝“黜为门卒，遂卒于家”，其子娥延后被赐爵为南平公，见于本传。娥清与韩震时代远隔，志中所述娥清官爵与本传相去甚远，颇疑志中娥清应作娥延。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隶娥氏于东胡诸姓之首，并据《宋书》卷48《朱超石传》中“索虏托跋嗣遣弟黄门郎鹅青……屯河北”一语，推断娥清原姓当为托跋，娥清乃其名，“以罪戾见摈于皇族，不得袭用阴山贵姓，而以其名第一音为氏也”[14]。无论是出于一般的“代人”，还是源出拓跋皇室，娥氏在北魏末年已自认望出南阳，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北族人墓志中还杜撰先祖从中原外迁的史实，以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确实源自华夏。孝昌三年（527）《刘玉墓志》说：
君讳玉，字天宝，弘农胡城人，厥初基兆，与日月同开，爵封次第，通君臣之始，周秦汉魏，并班名位。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季？）匈奴之患，李陵出讨，军略不利，遂没虏庭，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冠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为何浑地汗，尔时此班例亚州牧。
北周天和三年（568）《李贤墓志》：
公讳贤，本姓李，原州高平人，汉将李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拔，因以为氏。
大赵神平二年（北魏永安二年，529））《王真宝墓志》：
君讳真保，秦州略阳人，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盖隆周即豫，霸者专征，陈生嗟去，获兆西域，遂飞实武威，别为王氏历代名位，左右贤王。暨汉世大统，诸国内属，因朝入土，鸣玉西都；后中国失御，魏晋迭升，或龙腾白马，凤飏金域，所在立功，图勋帝室，受晋茅土，遂家略阳。 还有一些北族人的墓志直截了当地称华夏族公认的始祖黄帝或圣王的后裔。正光元年（520）《叔孙协墓志》说：“君讳协，字地力懃，河南洛阳人也，其先轩辕皇帝之裔胄，魏冯翊景王渴罗侯之孙，仓部尚书敕俟堤之子。”孝昌二年（526）《和邃墓志》称：“朔州广牧黑城人也。其先轩皇之苗裔，爰自伊虞，世袭缨笏，式族命三朝，亦分符九甸。因食所采，故世居玄朔。”武泰元年（528）《陆绍墓志》云：“河南河阴人也。其先盖轩辕之裔胄。”武平元年（570）《乞伏保墓志》：“其先盖夏禹之苗裔。”
从墓志中我们还发现，同一家族的北族人物的墓志中，虽均引华夏先代圣王为名人为先祖，但说法并不一致。如永安二年（529）《尔朱绍墓志》说：“其先出自周王虢叔之后，因为郭氏，封居秀容，酋望之胤，遂为尔朱。”而河清三年（564）《叱列延庆妻尔朱氏墓志》却称：“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至如寻熊凿山之巧，收功于九折，逐龙入穴之能，取智于九鼎。源流共四海俱深，基构与五山并极。”同出秀容尔朱氏，却一断称“周王虢叔之后”，一称“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表明他们在新的族源的选择上，还未达成共识。还有的父子两代的墓志对地望与始祖的叙述差异颇大。如正始四年（507）《奚智墓志》说：“恒州樊氏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徙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其子正光四年（523）《奚真墓志》却称：“河阴中练里人也。其先盖肇徯轩辕，作蕃幽都，分柯皇魏，世庇琼荫，绵弈部民，代匡王政。可谓芬桂千龄，松茂百世者矣。”这无疑反映出两代人文化心态上的变化。
以华夏始祖为族源或将族源追述至华夏民族起源时期，这是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为获得中原人心普遍采用的办法。匈奴人刘渊自称“汉室之孙”，建国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5]；鲜卑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16]；氐族苻氏则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17]。羌人姚氏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8]略阳临渭氐人吕氏则称：“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19]匈奴人赫连勃勃在建国之后，下诏书说：“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音殊中国，姓改姒氏，故从母姓为刘。子而从母，非礼也。……帝王系天为子，实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20]虽弃刘姓，却肯定了自《史记》以来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故北齐武平四年（573）《赫连荣墓志》说：“朔方人也。昔栉风沫雨，大业禀于帝图；疏河导源，叹嗟仲尼之口。波流于是浩汗，根叶所以郁槃。连天徽赫，难得而称焉。”鲜卑拓跋氏自述族源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焉，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焉。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鬯醇沃镒妗ｋ祭约扒睾海村鳌⑨瘛⑿倥簦鞅┲兄荩季蟛唤荒舷模且栽丶尬叛伞！盵21]匈奴宇文氏[22]于国史中称炎帝神农之后，并说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俗谓天曰‘宇’，谓后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23]。
北族出身者伪托中原名族，冒引华夏名人为先祖，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后，面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文明的民族，心理上的不自信与趋同，这正是促使他们汉化的一种内在动力。史书中的说法，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墓志中的记述，则是志主或其后人心理上的认可。当进入中原的少数族人认同于华夏，或虽没有忘记从边地迁入中原的历史，心理上却仍然自认为是华夏裔孙，历史上的少数族汉化或华化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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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引墓志均出自赵万里先生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附图版及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文中均标明墓志撰写年代，以便读者查证，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对后者录文有疑义者，亦径据前者图版改正，不再详加说明。
[2]《魏书》卷13《皇后·胡氏传》。
[3]唐长孺先生《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4]《魏书》卷21上《咸阳王元禧传》。
[5]关于北魏定士族等地时产生的“四姓”的确切内涵，参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0页。
[6]《魏书》卷13《孝明皇后胡氏传》。
[7]参唐长孺《〈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载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
[8]《魏书》卷58《杨播传弟杨椿附传》。
[9]《北朝胡姓考》第29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见《魏书》各人本传。
[11]孝文帝规定随迁洛阳之鲜卑人改籍贯为“河南洛阳人”，从墓志中可知，这得到鲜卑人的普遍遵循，不过以“洛阳河阴人”作为籍贯者亦不少。
[12]高欢北魏末起于北镇，且“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史》卷6《神武纪》），但自称渤海蓨人，在史书存在可以稽考的世系。而这一世系存在疑点，被指为伪造，或疑高欢本出高丽，诸家观点详见缪钺先生《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收于氏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后李培栋复著文对史籍中的高氏世系加以肯定，见其《高欢族属家世辨疑》，收于刘心长．马忠理主编之《邺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但笔者认为，李氏所论并不能证明高氏世系的真实性。
[13]《梁书》卷56《侯景传》
[14]《北朝胡姓考》第237~238页，前引书。
[15]《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16]《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17]《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18]《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19]《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20]《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21]《魏书》卷1《序纪》。
[22]关于宇文氏之族属，采用周一良先生《论宇文周之种族》一文的研究，见《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3]《周书》卷1《文帝纪上》。